Lazari-Radek 和 Singer 是两位哲学教授。他们共同主持一个关于「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播客。
3 月 19 号这天,他们给诺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发邀请,希望他能上五月份的一期节目。
Kahneman 的回复来得很快。他说,不行啊,我 3 月 27 号就要去瑞士自杀了。
然后附送了一封后来他给每个朋友都发了一份的邮件,解释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两位教授没有尝试劝阻 Kahneman。他们问他可不可以在 3 月 23 号再聊次天,讨论讨论什么是美好生活。
Kahneman 说只要不讨论他为啥自杀,那就聊聊吧。
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这个应该是 Kahneman 人生最后一次访谈的相关报道时,已经按计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跟两位教授约定,必须自己死后才能公布这个访谈。 。
这个故事给我的冲击感有几个:
- Kahneman 可以说创立了行为经济学,为我们理解人类决策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 2011 年出版的《思考:快与慢》更是家喻户晓虽然这本书我现在看,感觉有不少牵强之处。但这是很多心理学研究的通病,不在这里展开,也不影响他是位伟大学者。 ;
- 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健康情况和生活质量都还算行。报道中说他「他仍然能够进行研究和写作…可以参与友谊和家庭生活…」;
- 世界上虽然有不少地方允许安乐死,但前提是你得患有不治之症,医生还要参与鉴定。所以像他这样去死,还真的是只能先斩后奏很多人以为安乐死的人是因为病毒折磨。其实根据美国允许安乐死的 Oregon 州的数据,更痛苦的是觉得对生活失去了自主权,和没法参与让自己愉快的活动,从而失去了快乐和尊严。 ;
也就是说,这么一个功成名就,且仍然健康的人,靠着惯性好像也能继续活下去,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把自己送上天堂呢?
虽然约定了不聊自杀,但是访谈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大概是最好的解释:
He surprised us by denying that his work had any objective significance. “Other people happen to respect it and say that this is for the benefit of humanity,” he said. “I just like to get up in the morning because I like the work.”
We pushed back, arguing that there are objectively good things to do with one’s life. But he resisted. “I feel I’ve lived my life well,” he said, “but it’s a feeling. I’m just reasonably happy with what I’ve done. I would say if there is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hen I’m totally irrelevant to it. If you look at the univers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universe, what I do with my day cannot be relevant.”
如果以宇宙的尺度看待自己的工作或者是整个人生,能有多重要呢?哪怕是诺奖得主的也没有多重要。这反映了 Kahneman 最后时刻的一种状态:不但觉得此时此刻没劲,之前的任何时刻,都没劲。
考虑到每个人的生活总有不堪的时刻,我们要想好好活着,还是得有一个环境或者一些朋友,能好好讨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思的,如何让这样的生活发生,没有任何的不堪或者禁忌。
甚至哪怕最后的有意思是寻死:朋友们当然会对这样的决定感到遗憾,但应该尊重这样的选择,毕竟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根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