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ciel

996和拼搏精神

之前TGO这边联系能不能到杭州参加个圆桌,后面说变成了分享。分享啥呢?这半年实在是忙,没准备出台。正犯愁的时候,996.icu引起了各种讨论,我想,不如来聊聊这个吧。

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公司不但不打卡,还有不受限制的带薪年假:如果你觉得累了,想去休假两个星期缓缓,就去吧。实际上,我自己是没有太多时间睡觉的:不但后端前端运维都得干,还得拉网线刷路由跑业务陪客户签合同盯回款。

整整两年,没有休过一天假。

然而,我们团队里面,真的有一个人,去冲浪了。

从朋友圈看,他应该一直在冲浪。

我羡慕他,所以很认真地研究过work life balance

趁这次机会,把之前的和最近想到的,都捋捋分享给大家。

问题很严重

这个20万+的repo说明996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连BDFL也出来发声觉得我们这么弄不太有人性。

但国内比较挺员工的,一般是不在大公司任职的闲云野鹤。绝大多数公司的技术管理者好像都选择了沉默。我理解这是一个不太好表态的话题,向着公司吧,员工觉得你丫一将功成万骨枯;向着员工吧,老板没准儿觉得你的技术团队还不够拼呢。

然后还是有很多高管出来反对“996.icu”。

有一些人觉得员工又矫情又家丑外扬:老板比员工辛苦多了,还扛着风险。

这当然是不太靠谱的观念。老板和管理层的收益没有办法完全和普通员工分享,压力和风险也就不要希望普通员工来分担。我见过很多公司,要做什么,究竟怎么做没想清楚,CEO焦虑得不行,就去要求大家996,这其实只是在传递自己的焦虑而已。

还有一些人觉得现在的码农们不就是产业工人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生产力过盛的时候,就会有这么一天。

这也是不太靠谱的观念。做技术的真烂大街了吗?从我几百场的面试下来,感觉靠谱的程序员仍然是“卖方市场”:他们的机会很多。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他们是产业工人,上班对他们就是工作,大家的要求也不过是“依法办事”。

最后一种观点是,追求卓越,不要在乎996,反而,你应该为有一个996的机会感到幸福

这种观点颇有“正能量”,是很多管理者出来挺996的核心论点,但好像新华社也出来说“奋斗归奋斗,不能强制996”。

其实我感觉可以冷静地看一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不要一上来就是那么多评价性的话语和对立的姿态。

这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问题

1928年冬天,凯恩斯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文中凯恩斯预测到2028年,因为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每周只需要上15小时班。

罗素不但在《幸福之路》里说,“一个人觉得自己工作重要是精神失常的前兆”,他甚至在1930年专门写了一篇《闲暇颂》(其实应该翻译成《慵懒颂》)。

这两位都觉得,当时的文化痴迷于将工作本身视为崇高追求,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生活的一部分,对文明的发展大大有害。

利兹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大卫斯宾塞后来研究说,公司高管、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赞美痴迷工作的这种姿态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的兴起:“雇主一直在努力消解工作无法吸引人的本性,希望通过各种宣传让大家喜欢甚至追求它。”

但这种宣传可能会适得其反,斯宾塞的研究表明,在17世纪的英格兰,工作甚至被教会官方宣布为治疗罪恶的方法,但这造成了酗酒的工人急剧增加。

所以今天,对不管家庭,不顾健康,无情工作的美德无论怎样赞美,对于大部分从业者能有多少劝导的作用呢?

他们更关心工资为何涨得不够快。

这不是一个中国才有的问题

不管是Amazon的高压管理制度,还是每天睡4个小时每周至少一个通宵产假休11天的梅姐(Quora上有人认真的研究有没有可能按照她每周130小时的工作时长来生活),还是Musk在twitter上教育大家40个小时一周的工作无法改变世界,还是最近引起一些讨论的wework的饮料桶:

Vhost threshold

很显然,全世界都有一些很拼很疯狂的人,为了自己的事业非常投入。

但对于这样的文化,国外的反思好像比我们的深刻。

程序员,作家,赛车手,Ruby on Rails的作者DHH在他的新书(他的每本书我都很喜欢,Basecamp这个产品我也很喜欢)《It Doesn’t Have to Be Crazy at Work》里这么说:

“绝大多数疯狂工作的人并不是做实际工作的人。他们是经理,金融家和公司所有者”。

英国的社会学家David Graeber在《Bullshit Jobs》里面说:

“有偿就业,作为就业条件的一部分,员工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他们不喜欢并且不是特别擅长的任务上,还不得不假装不是这样的。中层管理人员里这种类型的受害者最多:因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可量化的方法来评估绩效,这迫使中层管理者花费大量时间来评估和证明他们做了什么,而实际做事的时间越来越少。”

换句话说,尽管数据证明了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效率是下降的,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尝试,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它就是最好的工作方式。

HBO在拍《硅谷》的时候甚至专门恶搞了一下“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反复被创业公司提及的“伟大使命”。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Spotify说它的使命是“释放人类创造力的潜力”。Dropbox说它的目的是“通过设计一种更加开明的工作方式释放全世界的潜力。”

为什么在中国软件行业爆发了

这么一个古老,又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中国软件行业爆发了996.icu?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看看,为什么是软件行业。

为什么是软件行业

我的理解是,因为软件的复杂度,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度量和改进软件团队的效率和质量,就只能以加班来博取管理层的信任:兄弟们都拼了。好的技术管理者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是看他能不能构建一支有效率的技术团队,其他的单向的技术能力与之相比,不是那么的重要。

如何正确的度量如何正确的改进我之前都分享过,这里就不再深入。

为什么是中国

主要原因当然是我们还很落后。这些年国内的研发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工程能力和组织能力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特别是大多数的中小公司,这属于发展中的问题。

另一方面,有时候国内这种拼法,多少会让人觉得我们把名利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了,这也属于发展中的问题。

所以,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继续发展来解决。

拼搏精神

我是反对996,特别是强制长期996的。核心的原因是,本来社会上的劳动力是足够多的。公司“招一个人给两个人的工资干三个人的活”,背后的原因无非是,人多了,沟通和运营的成本会高很多,要保持高的效率也需要很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组织能力的建设。

所以996不是合理的,只是对公司而言合算:它追求的是资本和公司的效益最大化,牺牲了员工的很多生活之外,更侵占了员工学习和发展的时间。

一个人如果觉得他累了,或者他有名利之外别的追求,我们要能够接受和尊重。不能把年轻人当成燃料,要当成产品去打磨。如果光讲拼搏,我们有过比996更狂热的时期,不是吗?

Vhost threshold

但是,我也得说,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大多数都有这份拼劲。究竟该怎么活,自己真正享受什么,喜欢什么,很多时候不是通过循规蹈矩的生活就能弄明白的,总得为什么东西拼过。

所以年轻人看待工作,也不能只算报酬。工作是一个机会,认识自己,认识创业伙伴,认识花花世界的机会。

同时,它也是绝大多数人通往更理想的工作或者人生,唯一的机会。所以,只要环境是公平的,只要你做着正确的事情,拼点儿真没什么。

Rabbit Hole : HP-35

Rabbit Hole

这是本座一直想在blog里面增加的序列,记录那些坠入 “兔子洞” 的片段。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概念和隐喻的年代。

大家都说“666”,但一个人“666”,一个团队“666”,一个产品“666”,究竟表示了什么,没人知道,因为是隐喻。

公司常常讨论“战略”和“打法”,它们表示什么,明白的人不多,因为是隐喻。

村上春树说他跑步也只是一个隐喻。

《硅谷》里挖苦了动不动就要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的创业公司,罗永浩的发布会也被归结成 “重新定义了重新定义” 。

不只是创投圈子,细究的话,生活中目之所及,风口、大数据、去中心化、痛点、引爆、共享、新零售、标品、壁垒、智能、初心、风口、情怀、逼格、调性、颠覆、闭环、打造、运营、消费升级…到处都是并无实锤的概念和隐喻。

倒不是说隐喻和概念就有多大原罪。

George Lakoff在《Metaphors We Live By》里讲两者的关系时说,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就是基于隐喻:

our ordinary conceptual system, in terms of which we both think and act, is fundamentally metaphorical in nature

你总是从自以为理解的A概念,通过隐喻连线,触及自以为于是理解了的B点。

Raymond Carver说,“当我们在讨论爱情时我们在讨论什么”,James Geary在《I Is an Other》里说,讨论什么东西人类其实都这样。

但我是一个工程师。

对于停留在概念层面的东西,工程师心中都充满警惕。

今天有些人希望他把书先读一遍,提炼出概念喂给你:居然你还给他钱,这世界怪不怪。

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抽屉,里面放着我爸从地质队离开时留下的一些纪念品:德国产可折叠水晶放大镜,卡西欧的科学计算器,锋利的开山斧,几把计算尺和比例尺。

这个抽屉就是我最早的兔子洞。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刻着精美三角函数的滑动计算尺时,感到的震撼。虽然后来这些东西大都被玩来玩去玩坏了,但半懂不懂地捣鼓它们的过程,对于我最终成为工程师肯定是有挺大影响的。

也让我大概明白了什么是“优美的设计”。

所以我也希望把自己平时看到的一些东西也攒起来,塞满一个 “兔子洞”。

也许有一天小朋友们也会来翻翻看,然后知道这世界上有过这些充满奇妙细节的人/事/物。

HP-35

因为很多人觉得消费电子产品是索尼甚至是苹果做起来的,也因为我自己当年的兔子洞里面既有计算尺,也有计算器,所以第一篇来聊聊消费电子产品的源头:HP-35。

源起

1971年年底,HP企业关系部门的 Peter Nelson 找来跟自己在同一栋楼里的自动测量部门的 Karen Cambria,让她为公司的新产品,一个被命名为HP-35的科学计算器,当模特拍几张照片。

Karen Cambria

Karen拿着HP-35的照片里有一张最终被挑选出来发布给媒体。

Karen Cambria

在这之前,电子产品的销售从来不会使用模特,连这种员工客串的模特也没用过,更不用说请那些漂亮的专业模特。因为这些设备的用户一般是大公司,医院,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所以销售主要是通过渠道商完成的。但对这个新计算器,他们想做一些全新的尝试。因为7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使得他们预判他们之前的那些B端客户不会进行电子设备的升级换代,于是计算器被认为只能把使用计算尺的C端用户作为目标。

然而,根据市场调查的结果,无论经济好坏,都不会有人准备购买昂贵的计算器来替换便宜的计算尺。HP的营销部门于是放弃了在工程和科学期刊上刊登广告,而是将广告投放在 Esquire 或 Scientific American 等面向大众的杂志上,并通过邮购将HP-35直接销售给客户。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张模特展示产品的照片。

说起来,HP 对乔布斯的影响是很大的:帮主12岁的时候电话找 Hewlett 要零件的传奇故事之外,乔老爷公开表示 HP 是硅谷DNA的发源地,HP 的9100A(后面会提到)是第一台桌面电脑,并且他们家的电脑开始做宣传的时候,也使用了颇有杀伤力的姑娘:

keep it simple

HP与计算器

对IT行业比较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 HP 的历史,但为了方便所有人理解整个事情的上下文,简单说两句。

在大萧条巅峰时刻,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 Bill Hewlett 和 Dave Packard 决定一起创业。他们在距离学校不远的 Palo Alto 租了个便宜地方,然后在车库里创立了 Hewlett-Packard ,也就是HP公司。

公司的第一个成功产品,是一个音频振荡器,由 Walt Disney 购买来帮助他拍摄新电影《Fantasia》。

接下来,HP 研发了各种科研测试设备 - 例如信号发生器,频率计数器,脉冲发生器,波形分析仪,电压表和示波器等等,当时它的产品目录有600页左右。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HP 已经是拥有9000名员工的财富500强公司。

在 Berkeley 学习过的电气工程师 Tom Osborne 本来不是这9000名员工中的一员。他在家里造了一个浮点电子计算器,并起了个名字叫 Green Machine (用他给自己的汽车补漆用的颜色命名的)。

keep it simple

然后他在湾区到处寻找买家,但没有人感兴趣。直到1965年6月,他找到了 Bill Hewlett 。后者问它:“这玩意儿能算三角函数吗?”

Tom Osborne 的计算器当时并不能算三角函数,但他回答说:“当然可以,咋可能不能呢?”

多么熟悉的傲娇得说不出“不能”的优秀工程师

Hewlett 被打动了,他说服 Osborne 担任顾问,给他6周的时间,将他的设备变成一个商品化的计算器。

最初 Osborne 遇到了一些困难,包括向其他人解释他的设计时,发现很多部分还没有名字。但最终他和惠普工程师 Dave Cochran 一起完成了工作,不但包括基本的浮点运算、对数和三角函数功能,还学有余力地给机器加上了可编程键盘:这是 Osborne 之前从未设想过的一项功能。

当时的 HP 还是数字设备设计领域的新手,在1966年才造出了它的第一台计算机:2116A。同时再进行这个计算器项目考验了他们的工程和制造能力。

Osborne 的六周变成了六个月,然后一年。

最终,在1968年初两位工程师完成了重40磅,打字机大小的 9100A 可编程计算器。

keep it simple

这台机器于1968年3月11日在纽约IEEE展会上推出。它填补了简单的加法机器和复杂大型机之间的市场空白。

keep it simple

要装进衬衣口袋

接下来,我个人认为是消费电子产品引爆点的那个瞬间到来了:Hewlett 要求 Osborne 和 Cochran 把9100变小。

“我希望它的体积缩小十倍,速度提高十倍,成本是原来的十分之一。9100能够放进我秘书的办公桌抽屉里,这款新设备要能够装进我的衬衣口袋。 ”

多么熟悉的既要也要又要的魔鬼老板。

当时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Cochran 和 Osborne 都认为最多把9100A缩小到能够放进公文包:因为当时还没有合适的集成电路。

计算器这东西,从算盘,到计算尺,然后是加法器(机械的然后是电子的),到了1961年,第一个全电子计算器才问世:八个管的ANITA Mk VII

当然,这个时候的八个管,已经不是真空管了,而是被更小,更节能,更便宜的晶体管所取代。

接下来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器(也被称为固态计算器)Friden EC-130于1963年推出。两年后,日后差点赢了盖茨的王安推出了第一台科学可编程计算器LOCI-2。三年后,如前所述,惠普发布了 9100A。

所有这些机器都使用分立元件:单独的晶体管和二极管焊接到多个电路板上; 声音继电器(钢琴线),磁芯存储单元、CRT显示器等也是各自分开。但慢慢的,晶体管开始被集成电路所取代。

集成电路——简单说就是把很多晶体管蚀刻在单个硅芯片上,很快地改变了IT行业(实际上,集成电路很快就改变了世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半导体制造商 Fairchild,Mostek,Rockwell,Texas Instruments 和一家创业公司 Intel 开始设计和销售通用计算器芯片或芯片组。1971年,夏普基于这些芯片组推出了第一款便携式计算器:四芯片的EL-8,然后 Busicom 推出了首款真正的手持式计算器:单芯片的 Handy LE

这个时候,计算器的尺寸已经到了可以装进衬衣口袋,价格也显著下降,市场很快被这种日本四功能(加减乘除)产品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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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borne 发现新款的芯片已经足够小,就开始和 Cochran 选型,并最终定了使用 Fairchild 的四功能串行位芯片组。他们询问 Fairchild 可否进行一些小的修改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 Fairchild 觉得没兴趣干这个,但他们告诉 Cochran 可以免费使用芯片的设计:因为他们也是从收银公司 Sweda 那里得到的这个设计。

科学电子计算器问世

从1970年11月开始,这个袖珍版科学计算器的项目,一直使用一个“地下”的非正式预算。但很快非正式的预算就兜不住了:整个项目需要大约一百万美元才能继续推进。

那个年代的一百万美元可不是现在的一百万美元。

而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状况对 HP 来说并不友善。经过五年的稳定增长后,公司利润在1970年下降了11%,第二年公司实施了冻结工资,并且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裁员。

因此,在对计算器的预期售价大概有数后,Hewlett 找斯坦福进行了一次市场调查。他拿到的报告称,因为市场上有的是便宜的四功能计算器和不到20美元的计算尺,预测有多少人会花一大笔钱购买昂贵的科学计算器的结论是明显的:“我们不建议你继续进行这个项目。”

Osborne 回忆他当时花了一些功夫去说服 Hewlett,然后,在1971年2月2日,Hewlett 他给了官方通知,项目继续推进并且有了一个正式的预算。

有了钱之后,工作推进得很快。Cochran实现了一系列的算法:对数和指数计算,他使用了来自Briggs)在1624年发布的Arithmetica Logarithmica里提到的算法。对于三角函数等计算,他使用了Volder为B-58导航设计的CORDIC算法。而他的运行时环境则是一个控制和定时芯片,一个算术和寄存器芯片以及三个2560Bit存储字节的ROM组成的计算器。

最终 Cocharn 的程序占用了三分之一的ROM,所以工程师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所有的其他东西放进剩余的5140bit(0.6K)存储中:到最后,每往里面添加一条新的指令,他们就必须删除另一条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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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月底,HP 开始找公司来量产这个芯片组 - 五个芯片,每个芯片大概五六千个晶体管(现在的手机一般单个芯片上都是几十亿的晶体管),复杂度逼近了当时半导体生产工艺的极限。但是Mostek和 AMI 两家公司最终制造了符合惠普规格的芯片组。

Cochran 在进行这些工作时, Osborne 花了很多时间进行整个计算器的设计。“这个项目非常有趣”,他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决定某个按钮应该在左边还是右边,上面还是下面,对于用户来说是最方便的。” Osborne 最终给出了一个“Benson&Hedges香烟盒”大小的概念,并将其交给了工业设计团队。这个牌子的烟盒也被认为影响了很多电子产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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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这款产品工业设计的 Ed Liljenwall 基于 Osborne 的工作设计了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外壳:整个计算器有一个优雅的曲面和两侧的楔形边缘,使设备看起来比实际更薄。屏幕显示的部分也是倾斜的,加上表壳上提供的抓地效果极好的纹理和橡胶脚制作的电池盒闩锁,使其拿在手上和放在桌上时,操作起来都很稳定并且容易被看清。这是之前的日本计算器无法比拟的工业设计,也基本上成为了计算器的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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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Liljenwall 的设计在量产时唯一被改变的是按钮颜色:棕色,棕褐色和橙色的按钮被改成了黑色,灰色,蓝色和白色的按钮,因为它们是 HP 公司 logo 的颜色。显示器部分使用了 HP 自己的LED。当时,配件部门报出来的内部价是5美元一个 LED,整个计算器需要15个。Hewlett为此专门打了电话给合伙人希望把LED降到3美元一个。

最终,因为下了75万个LED的订单, Osborne 拿到的LED价格是1美元1个。

HP 实验室的Chu Yen 解决了最后一个问题,他给计算器设计了可以供电3小时的小型化电源。为了削减成本,HP 找通用电气下了一个通用历史上最大的电池订单。

到1971年7月,工程师们已经与 Mostek 和 AMI 完成了芯片设计。到8月底,他们已经把所有东西集成到一起并且有了可运行的设备。到11月份,他们已经开始进行量产前的准备。整个项目耗时14个月,是 HP 新产品研发典型周期的一半。当 Hewlett 收到第一个原型时,他说:“终于来了,我等的就是这个。”

但问题是,除开 Hewlett,有别的人也等着这个吗?

科学计算器有市场吗?

Osborne 举办了一次非正式的取名比赛,拿到了几页纸的备选名字(Athena,Math Marvel等),但是 Hewlett 给这个计算器起了一个名字HP35,因为这个计算器有35个键,而且公司的库存系统只能保存长度四位的名字。

HP 通常以BOM的成本乘以圆周率(或者在竞争特别充分的市场中,以BOM乘以自然对数)对他们的设备进行定价。这个计算器的BOM如下:

  • 芯片组成本超过100美元
  • LED显示屏大约15美元
  • 一个昂贵的塑料外壳,双注射键,镀金电路板和定制电池组

因此它的定价为395美元,是日本四功能计算器价格的4倍,计算尺价格的近20倍。

并且,即使按照这个价格,也必须卖掉一万台才能盈亏平衡。

随着设备名称和价格确定,Palo Alto 的市场部门忙碌起来。HP 一直通过代理商(支付大概15%的佣金)出售他们的设备。这对于他们的气相色谱仪等设备来说是可以的,但为了销售HP-35,他们尝试了在报纸和热门杂志上直接打广告销售。

更不寻常的是,他们还决定在零售店销售 HP-35。“市场总监不得不订阅女装日报了解如何在百货公司里搞销售”,Cochran 回忆说,“我们开始关注梅西百货里每一平方尺的销售额。”

这对 HP 来说是全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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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4日,在纽约 St. Regis 酒店的新闻发布会上,HP 正式发布了 HP-35。关于这个昂贵的计算尺替代品是否能够卖出去的疑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每个工程师,每个科学家和每个数学家都想要。还在读书的学生们把车卖了,只为能够买上一台。通用电气直接报了2万台的订单。不久 HP 的生产力就无法跟上需求了,他们增加了一个夜班,但还是没用。人们甚至为了能够进入预订名单加价。

keep it simple

在用户手册里,HP-35被描述为只是“像James Bond, Walter Mitty 或者 Dick Tracy那样的虚构英雄”才配得上拥有的来自未来的设备。很快,HP-35计算器就不再仅仅是工程师的计算尺的替代品:登山者带着它爬上珠穆朗玛峰顶部进行高度计算; 阿波罗号的宇航员在太空中用它来计算重返坐标,甚至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过程中,还带了几个来展示美国人的聪明才智。

结果,HP-35在第一年就卖出去了10万台,占公司总利润的一半以上。并且,在接下里的三年里又卖了近35万台。

几乎是一夜之间,计算尺变得无人问津。1976年7月,历史悠久的 Keuffel&Esser 公司制造了美国生产的最后一条计算尺。

Lewis Terman 在1997年指出HP-35是IEEE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加速了技术变革的步伐,同时也使得工程师这个职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但我觉得 HP-35 更重要的意义在产品侧。从如何设计,如何生产到如何推广销售,从电路设计,编程,到工业设计,HP-35 都确立了很多后来电子消费类产品特别是手持产品的典范。从Mattel足球游戏机(1977)到 Gameboy(1989),到 Palm Pilot(1997),到 Nokia 1100(2003),到最新款的iPhone,都还能看到它的影响。

尾声。

在HP-35之后,Cochran 开始转型做行政管理工作,而 Osborne继续致力于计算器设计,并造出了他自己更加满意的 HP-65,人类第一款磁卡可编程计算器。

keep it simple

HP 公司在 Cupertino 的部门设计并生产了很多计算器,直到2010年他们开始往 Palo Alto 总部搬家。乔布斯购买了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房产,作为他自己设计的占地26万平方米的苹果总部的一部分。

乔帮主在2011年6月7日 Cupertino 市政厅的这次说明自己购房意图的演讲又一次展示了他超凡脱俗的演讲能力和个人魅力。

但我更觉得他是在为 HP 当年在12岁的他心中种下的种子还愿。

这个听证会让他如愿以偿拿到了 HP 的地。

不到四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