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个事情让我在这方面想了很多。
首先是那篇在业界掀起轩然大波的关于Amazon高压管理制度的《纽约时报》封面文章。由 Jodi Kantor 和 David Streitfeld 耗时 6 个月调查了 100 名 Amazon 离职和在职员工的这篇文章，细数了 Amazon 企业文化里面充满达尔文主义味道的部分：
- 末位淘汰，并且建立通道让员工将身边同事的表现秘报给共同的主管
- 对流产或者患癌员工不但不给予关心，还进行低绩效考评或者工作上边缘化
- 每周超长的工作时间，经常有凌晨的邮件，并且要求及时处理
其中一个叫 Molly Jay 的前 Kindle 项目组成员讲述的故事我印象最深：她说因为要照顾患癌的父亲，一周不能达到8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绩效考评就迅速下滑。甚至在父亲临终前希望晚上和周末少一些加班，不但被主管拒绝，甚至当着她的面说她”是个麻烦”，最后她选择了离开。
然后是周三凌晨看曼联队的欧冠球赛，解说聊起范加尔对续约还在犹豫时说：64 岁的范加尔对媒体坦言希望仔细考虑一下是否继续执教球队，因为自己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了。而就在之前，65 岁的温格因为类似的原因，和自己59岁的太太离婚了。
最后是柳青患癌的消息刷爆了创业圈之后终于又刷爆了朋友圈。含着金钥匙出生，哈佛毕业，投行背景，拼到滴滴总裁，却年纪轻轻遭此恶疾，比之前李开复患癌的消息更让人觉得唏嘘。
说好的Work Life Balance
在包括四大、投行、建筑、广告、传媒等等需要打鸡血的职业里面，程序员大概算蛮幸运的：因为我们这行大多数公司还是比较推崇Work Life Balance的。
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行业，顶尖人才永远是卖方市场，供不应求。为了留住人才，公司纷纷开出更人性化的福利和政策。
上班与休假方面的规定就是一面镜子。这些年本座眼看着无限制的年休假从少量公司的福利慢慢成为硅谷创业公司的标配，更有 Netflix 豪迈的新生儿父母一年带薪产假。这些政策都是有数据支撑的：Google 的女员工带薪产假延长至 22 周后离职率下降了 50%。
另一方面是一些广为人知的道理又被大家抬出来温习。
包括这次 Amazon 的新闻一出，先后参与了 Facebook 和 Asana 的创建，31 岁就已经攒下 79 亿美刀身家的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就发了一篇雄文表达自己的态度：如果能够再来一次，他希望自己在创建 Facebook 的过程中能够过得轻松一些。
文章里面提到的那个一周不能工作超过 40 个小时的理论，我之前也唠叨过。实际上这个结论福特在 1926 年就调查得出了，并且开始实施在自己的汽车厂。
说好的Work Life Balance呢？
然而别人家的公司与你的公司总是有差别的。
如果没有这篇 Amazon 内幕以及之后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大吐槽，广大的天朝码农经常都沉浸在「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的悲伤气氛中。
没错，移动互联网火热之前，国内 IT 企业标杆多是华为。大家都狼得没边儿，猛打猛拼。现在 BAT 火了，也不忘贡献996为代表的各种疯狂制度。
过去我要安慰大家，只好说其实不仅仅天朝这样：从我经历过的项目来看，东亚和美国的 IT 人士们都非常非常苦逼。闲到十八摸这种程度，很多美帝的工程师只要我在线他就在线；之前 M 记的韩国大老板说在三星工作的时候，公司在办公室边上修了很多公寓以便员工不回家直接进去续命；日本台湾的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好了，发现其实全世界大多数从业者的日子都没什么大的区别（注意我这里说的从业者不包括各路水货混子嘴炮流选手），真是给了本座莫大的安慰。
还在 M 记的时候，我就挺关注burnout的，因为自己确实有过经历，所以很怕带的团队里有小伙伴中招。
出来创业为了大家不搞出内伤，我们不打卡不搞绩效不规定上下班时间不限制休假长度。
但即便如此，圣杯般的 Work Life Balance 并没有发生：至少本座没有体验到。
事到如今我终于可以认定它是不可能做到的：从事实上看如此，从道理上讲也应该如此。
工作和生活是两件需要同一个主体，你，投入身心的事情。你可以把两件都做得马马虎虎，你可以把其中一件做得不错另一件做得挺糟，你也可以把其中一件做得出类拔萃另一件完全不做。但你没法两头都做好，因为没有平行世界。
觉得自己都能做好的人，一定是参考的样本太过于局限：很多时候你需要和自己差不多资质的选手比较，才能发现更多的专注意味着什么。而实际上大多数真正做好了的人，资质比你更好并且比你专注多了。
所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