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总写踢球。

这么下去，女粉丝会跑光。

心里盘算，哪位药师岔开一轮，我再继续。

结果小箭猪来了一阕挽歌，看得本座心里不是滋味，无法继续。

中国历史上霸榜最久的挽歌，应该是《薤露》（「薤」音同「谢」）：田横自杀后，门人作悲歌，李延年拿来编曲，成了官方挽柩歌，从汉初一直唱到了明末。

词一共就四句：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薤上的露水，是何等容易消逝。但露水干了明天又再落下，人死了，却何时能再归来……

我第一次看到它，想的是身世飘零才情奇崛的李延年，究竟编了什么样的曲，扶棺的人们，又是如何在唱。

最近看汪曾祺先生的书，才知道薤就是藠头（「藠」音同「叫」）。

四川这边，几乎家家都会腌制糖醋藠头，偶尔还能吃到藠头炒的回锅肉。去地里看，它的叶子比小葱还细，难怪古人拿它说露水如何挂不住。

但万事万物，总会经历兴盛到衰微的过程，又有什么是可以挂住不落的呢？

不但棺木被火焰取代，挽歌被哀乐替代，连藠头自己，也慢慢势微，只有少数几个省份还常吃。

过去不这样，遍植于大江南北，除开和尚道士，大部分人都吃。

和尚道士不吃，是因为佛教传进来的时候就有规矩，葱、蒜、韭、薤等，定为「五荤」，禁止食用。

据说婆罗门发现这些菜「生啖增恚，使人易怒；熟食发淫，令人多欲」，只给城外的贱民食用。

后世把「荤菜」讹作鸡鸭鱼肉，却不知道修习小乘佛法的人，其实可以吃肉，却不能吃葱蒜藠头。

这些我倒是比薤菜就是藠头知道得要早很多。因为每次吃烧烤，总会有人带着那种熟悉的笑容，拿起一串韭菜说，「这个补肾」。

一开始不以为意，就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布道，「男不离韭，女不离姜」，或者，「男不离韭，女不离藕」。

看来女性这边还有争议，男性的依靠却很确凿。忍不住查了一下，原来如此。

我猜正是信徒们口口相传的戒律，民间才取反，用它们壮阳。

这跟有人拿着屏蔽词去找大新闻一个道理。

禁忌与追求的，通常是一个东西，似乎是人类永恒的命题。过去人把自由交给神，用宗教和神话把神的权力合理化，克己复礼的信徒和顺民们，似乎找到了内心的安宁。

但千百年来，自然科学不断发展，泰勒斯、哥白尼、笛卡尔、牛顿、卢梭、达尔文、爱因斯坦、沃森、米勒，「上帝死了」。

这过程中，接触了科学知识的人文工作者，开始把自由与权力从神和神的代表们手中夺回，交还给人。

光说作家和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拉辛、斯丹达尔、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加缪……肯定还有很多这会儿没蹦到我脑子里的。

当然身上还是背着枷锁，很多人写得还不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老实敞亮。

但正是社会这样一步步发展，犹太教徒伍迪·艾伦才可以在电视上开玩笑说：「岂止没有上帝，周末时连个水管工都找不到」，然后毫不避讳地追逐自己所思所想。

这让我想起来肖博士最近转的圆桌派讨论《白鹿原》时，许子东说，如何区别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就是看里面有没有「坏人」。

这应该不是原创，我记得金宇澄的《繁花》改成评弹的时候接受采访，也说过一样的话。他大概是对评弹里把捉奸那段改成了「好人抓坏人」的戏，不太满意。

其实这也是电视剧《白鹿原》本座看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比如白嘉轩改成了朱先生一样的圣贤大儒，原作里的腹黑和伪善没有了，而浓缩了中国社会之暗流涌动深不可测的白鹿原，改成了嘻嘻哈哈吉祥三宝的欢乐谷。

当然，因为没有分级制，我们确实不能像《权力游戏》或者《绝命毒师》那样塑造有血有肉的人。何况小说从技术上来说，本来就容易「严肃」一些。评弹或者戏剧不行，每个角色需要「开相」：一来就给观众看出这人的「好坏」。

而真实的人生，比最严肃的小说还要复杂。

小说里的事实必须改头换面，为作者设计的结构服务。不相干的情节必须省略，重复的地方更要避免。

很可惜，真实的人生充满了重复。

小说还要抓住生活中有冲突的重点，把过程写得清晰明确。

过程清晰明确，恰恰也是人生最难拥有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终点都一样。

常有人说，你应该多写点儿，或者，你应该多休息。

写字对我来说，很像码程序码到天边渐渐亮起来时，伸的一个懒腰。

这个懒腰很重要，却太露怯，少发为妙。

至于「休息」，其实并不是躺着睡觉才叫「休息」。踢球、翻书、看电影，我休息得并不算少。

那究竟怎样才算「认真地老去」？罗兰·巴特有个比喻，桃和洋葱。他说一些人觉得理想的生活像桃子，在果肉内部有一个坚实存在的核心。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用一切代价寻找和构建这样的核心。而另一些人则觉得理想得生活好像剥洋葱，没有核，没有中心思想，有的只是你切身的感受，有的只是无限的可能。

我选洋葱。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这个国家连人文主义都还不怎么落地，怎么认识自己，怎么成为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器的一枚棋子，道路还很艰难。

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人文主义或者自然主义其实已经遭遇了科技新的挑战。

Edmund Leach 在 1967 年演讲时说，「人类变得像上帝一样，这难道不是我们接近理解自己的宿命的时候了吗？科学让我们成为环境和命运的主宰，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感到愉悦，反而充满了深深的担忧。」

如果 Edmund Leach 生活在现在，可能就不是深深担忧那么简单了。一方面，生物学特别是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正在破译人体的奥秘，尤其是大脑和情感究竟是怎么工作。一方面，互联网正在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数据接入和处理能力。

当两者结合构成的外部系统变得比你还了解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一个例子是安吉拉·朱莉，仅仅根据携带了突变基因的患癌概率高，就选择在没有任何病变的情况下提前手术。

过去我们去书店翻书，把有感觉的带回家。现在豆瓣告诉你，你可能喜欢这本。过去我们在报纸上找自己感兴趣的新闻，现在今日头条给你推送。

所以邱林川在最近引起了轰动的《Goodbye iSlave》说：好不容易从神那边夺了权的人类，一大部分似乎正在沦为奴隶。

以前大家谈论「超级智能」主要担心的是它们将如何在不远的将来灭绝人类。所以无论是凯文·凯利还是博斯特罗姆然都让读者觉得尚未发生的人工智能对人的威胁尽管存在，但对所有人的威胁是均等的。

邱林川论证的是科学总被一群人用来奴役另一群人，这次也不会例外。拿着手机的人，在各种 App 里面沿着算法设计好的路径，被刺激，被激活，进行社交、购物甚至恋爱，被掌握了系统和算法的人所奴役。

作为从业者，本座觉得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没有被奴役，应该就已经算是有，认真地老去。